保罗·德曼曾经夸张地说过，终有一日，解构主义将会帝国主义式地占领大学的文学研究领域，但是直到病逝，德曼也没有看到这一幕，相反，短短十几年后，不是解构主义，而是文化研究却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了大学课堂。如今，在美国的学术机器中，文化研究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它有自己的杂志、课堂、会议、教授、听众、组织，文化研究挤进了社会学、文学、人类学、传播学、语言学、历史学，挤进了一切人文科学领域。文化研究像一场狂风暴雨，将美国大学中几十年的形式主义趣味冲刷得干干净净，它几乎让所有的大学知识分子对它产生兴趣，但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魔力何在？事实上，文化研究是反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学科，不是一个理论流派，不是一个学术行会；它不是定义式的，而是描述性的，它无法组织起一个一致的本质性的学科属性，它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命名，是对一种学术趋势、趣味的描述，是描写学术转向的权宜之计。文化研究，最好不要将它视作为一种方法模式，视作为一种共同的主题探讨，视作为一种理论的完善和深化，最好将它视作为一种态度，视作为大学机器的策略性调整，视作为大学和大学知识分子的某种新的存在方式。
大学是整个社会机制中最具有反思能力的空间，至少，大学并未受到商业逻辑和权力逻辑的过于粗暴的渗透，因而具有某种程度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长期以来表现为大学的不谙世事，大学对世俗生活毫无兴趣，它始终如一地关注超验性，关注普遍性，关注一以贯之绵延千年的永恒主题，大学深陷于形而上学问题的纠缠中，大学的疑问就是本体论的疑问，大学的猜想就是玄学式的冥想，大学的功能类似于神学功能，大学知识分子就是无所不能的普遍知识分子，他们置疑和玄想的方式就是哲学，因此，哲学在大学中长期享有无限荣光的地位。但是，随着形而上学的捣毁——形而上学的捣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终结者是福柯和德里达——玄想式的哲学的优先位置也变得岌岌可危，那些饱受形而上学压抑之苦的学科兴趣开始有了抛头露面的机会，超验性欲望不再是大学的惟一被承认的学术动力，相反，反超验性、反普遍性成为一股潮流：为什么非要诉之于遥远的无限性呢？为什么一种研究、一种兴趣非要带上本体论式的置疑呢？为什么要信奉那些带有真理意志的哲学要求呢？为什么要把多种多样的经验还原为一个呆滞的“一”呢？总之，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日常生活产生浓厚的兴趣呢？难道我们每天置身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与我们无关痛痒？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周遭的语境而转向那些难于解答的空洞问题？
文化研究正是大学产生自我怀疑后的一个选择，一大批大学知识分子接受了法国理论对超验性的批判，他们开始转向微观而具体的实际经验，开始转向日常生活，转向世俗文化，如果说法国理论仅仅推翻了形而上学从而为日常生活的批判打开了大门的话，那么，英语国家则因为他们所特有的实用主义禀赋与这种日常生活批判一拍即合，英语国家的知识分子早就为他们的超验能力感到愧疚，他们当中很少涌现出能与欧洲相提并论的哲学家，在纯粹的理论方面，他们只是欧洲人的学生和阐释者，欧洲无论怎样罕见和艰涩的理论家，在英语国家都会得到淋漓尽致的解释。英语国家对欧洲的理论烂熟于心，但是，他们就是产生不了欧洲那样的理论和理论家。他们总是对具体性感兴趣，对眼下的东西感兴趣，对日常生活感兴趣，他们是些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擅长于具体性的分析和批判，这样，与其说是他们有意地选择了文化研究，不如说是文化研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他们。他们和文化研究有一种天然的亲合力。
这样，不是法国和德国，而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在全力鼓动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将英语国家的实用潜能激发出来，将他们的理论实践能力激发出来，如果说欧洲的理论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抽象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将这种抽象而来的理论再一次应用于现实，它是理论的实践，它将多种多样的理论实践化了，它是对理论的肆意消费。在文化研究这里，理论已经化成了一种巨大的方法论资源，或者，反过来说，理论发展到十分严密、十分高级的阶段，它内在地需要文化研究将自身现实化，它需要文化研究作为它的归宿。确实，在文化研究这个新型的学术机器中，那些交替并置而又有巨大差异的理论形态被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各种各样理论形态的差异性界线似乎被抹去了，理论之间的时间距离也扯平了，理论像是从各个山谷里涌来的小溪，他们在文化研究这里汇成了河流，这些理论为了获得它们对日常生活的解释能力，他们彼此借用、妥协、改装、协调，它们相互利用，文化研究充分暴露了理论的弹性。在此，理论的协调并非为了生产另一个惰性理论，它也不是组织一把万能的钥匙，不是构成一个静态而顽固的理论模型，它们的协调更多是随机的、稍纵即逝的、一次性的、有具体诱因的，这些理论的协调就是为了和活生生的历史达成一种方便的阐释关系、它就是要和一种当代语境、和一种历史实践发生相关性。因此，文化研究并不要求一种成型的理论，但它依赖各种各样的理论，它不是一种理论流派的名称，也不是一个有高度自治性的知识区域，它仅仅是由于当代征候的压力而必须采取反应的庞大的学术机器。
这样一个学术机器的兴趣就是当代的世俗文化，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就不再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它不再是那种惯常的高级的知识分子文化，相反，文化在此是政治性的，只要是涉及到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的日常行为都是文化，文化被意义所定义，它不再是纯粹的唯美主义的，而是充满权力色彩的，文化成为意义的斗争场所，最终也是利益的斗争场所，因此，文化研究毫不奇怪地滑向了历史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身份、性别、种族的不平等不再通过一种直接的压制关系表现出来，而是对意义隐秘的操纵、争夺、控制的结果；权力不再表现为暴力，现在它粘附在意义上，它借助意义自我掩饰，权力正是借助意义的名义而实践的，意义的生产和消费最终都是权力的战略效应，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意愿就是揭开意义的面具、暴露意义的活动机制，最终暴露一种资本主义的权力现实，这样，文化研究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政治性的。显而易见，它的源头既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也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传统之内，既在工人阶级的左翼传统之内，也在大学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之内，文化研究正是受惠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知识传统。它频繁地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理论、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中穿梭，这些理论无一例外地是对资本主义的压制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揭发和暴露。文化研究依赖于这些大理论，它有时是对这些理论的直接套用，有时是对它的改良、有时又将它们组装起来。文化研究依据对象的差异性而灵活地运用这些理论，这样，文化研究从来不是一种僵化而呆板的阐释学，它总是在摸索中展开它的叙事，它在整理、调节、归纳、除幻中展开它的叙事，它呆在纷乱的线索里面查询、观望而不是以一种突现的理论形态匆匆作结。文化研究并不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问题，它并没有强烈的理论上的抽象意图，相反，它总是随机的、具体性和策略性的，因而，它并不具备一个稳定的构架、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程序、手段、方法，它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让我们再说一遍，文化研究不是一个流派，不是一个理论组织，它仅仅是大学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关系的校园批判，当然，这种批判并不能触及到根本的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校园批判尽管是立足于底层的，但底层对此一无所知，校园批判已经变得职业化了，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智识活动，变成了一个书本作业，变成了一个课堂游戏。如果说，在60年代，资本主义校园内激进的左翼思潮越过了围墙的话，那么，现在，文化研究——毫无疑问，它继承的是左派传统——更多的是大学内部的一种生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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